第二证券周总理只是让他经商，给党赚取经费，他却给组织赚回一个商业帝国_肖林_蒋介石_商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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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进入中后期时，蒋介石一方面盯紧敌人，另一方面却一直无法抑制自己想要“溶共”的野心，意图借日军的侵略之势，一举铲除共产党。为此，他在战场上对八路军展开猛烈攻击，在经济上也对共产党实施了全面封锁。此举将我党逼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
面对眼前的财务压力，党组织决定采取非常手段，挑选一批党员秘密下海经商。周总理亲自选定了其中的一位，而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人，数年后，竟然为党组织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！

1931年，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“九一八事变”，自此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乱，生灵涂炭。面对国家的存亡，蒋介石并未与共产党携手抗敌，反而继续向共产党施压，不仅抽调兵力围剿，还加大了对我党的打压力度。

1936年12月12日，国家危急，爱国将领杨虎城与张学良再也无法忍受蒋介石的专制统治，联合提出与共产党共同抗日的建议，但蒋介石始终不肯妥协。无奈之下，两位将领发动兵谏，生擒蒋介石。经过多方调解，蒋介石才被迫暂停了对共产党的“绞杀”，转而决定联合抗日。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合作，国军继续领导整编，而国民党则按时拨发军费和军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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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如此，蒋介石对共产党“铲除”的念头并未就此打消。1939年1月，他提出了“溶共、防共、限共”的政策，随后在1940年10月策划皖南事变，最终在1941年1月正式启动了围剿行动。面对国军的包围，9000多名我方战士中，只有2000多人成功突围。

蒋介石不仅在战场上发动围剿，还对共产党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封锁。他意图通过彻底摧毁我党的经济基础，加速其“灭亡”的步伐。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，我党决定通过开展地下经济活动第二证券，为其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。

肖林，便是党组织挑选出来的关键人物之一。1939年7月，他加入共产党，距离周总理指派他下海经商，还不到两年时间。尽管他入党时间较短，但周总理选择他并非偶然。1936年，肖林进入了商界，凭借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卓越的经商能力，他在几年的商海拼搏中，逐渐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网。

1941年3月，周总理亲自会见了肖林，并指派他与妻子共同开办商行，从而支援党的经济工作。同年4月，肖林在重庆江津成立了恒源商行。自接下任务的那一刻起，肖林便已在心中勾画出了广阔的商业版图。党需要的资金、资源，他的商业远景都与之紧密相连。于是，在江津恒源商行成立的同时，肖林大胆地在重庆市区设立了分号，并在三斗坪开设了办事处，他的目标是将商业版图覆盖整个重庆，甚至全国。他深知，党需要多少资金，他就能提供多少资金！

恒源商行成立不久后，肖林通过对市场的敏锐观察，发现食糖即将加税加价，于是果断投资，迅速将江津和内江的食糖扫货一空。果然，不久后重庆社会局发布了食糖加价加税的通知。恒源商行借此机会，不仅赚取了巨额差价，还在商界崭露头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凭借诚信、低价和长时间营业的优势，恒源商行很快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，到1944年，商行规模已扩展成公司，经营范围也随之扩大。

然而，商界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。随着业务扩展，公司旗下西药的销量低迷，资金成了堆积在仓库里的无用货物。面对困境，肖林巧妙地采取了一种“造势”策略。他让一些挑夫搬运药品，制造药品热销的假象。通过这一手法，滞销的西药竟然迅速脱销，肖林的商行在市场上大获成功。

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并及早获取国民党政策信息，肖林不断拓展人脉网。他与军统、商界乃至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，成为“商界精英”中的佼佼者。尽管外界视他为“唯利是图”的商人，但他每一次的“唯利”行为都有效地为党组织解决了重大难题。

当前线的战士急需支援；当爱国民主人士陷入困境；当同志们遭遇生活困境；当党组织要培养人才，送往各地深造；当解放战争爆发，我党遭遇国民党的全面经济封锁……肖林总是毫不犹豫地拨款支援，利用自己的人脉与资源，将金银、法币、食品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党组织手中。

例如，1948年发生的“申九惨案”中，100多名工人惨遭死伤。为支持工人罢工，同志们找到肖林求助，他毫不犹豫地捐赠了3亿法币，几乎占了当时上海市捐款总额的90%。在肖林夫妇的经营下，大生公司逐渐发展壮大，最终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。

经过八年的奋斗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再到新中国成立，肖林夫妇一直默默支持党组织，最终帮助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经济支持网络。到1949年解放后，他们的公司被解散，肖林夫妇也功成身退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为新中国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——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，以及价值12万两黄金的资金。这笔财富见证了他们八年的辛勤努力和对党的忠诚。

即使在商海中打拼了八年，肖林夫妇始终没有贪图私利，唯一向党组织索取的财物，是在公司解散时，申请保留的三块银元。那三块银元，象征着他们艰难历程的见证，也是他们对党忠诚的承诺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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